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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民事权利说的商榷 从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功能来看，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理解为民事权益的权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每个人各尽所能发挥聪明才智，物质极度丰富可以按需分配。[29]马克思将国家理解为阶级斗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礼治是在德治无法实现时退而求其次的治理。[59]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2-345页。程树德通过与西律对比总结了中华法系的五个特点：第一，立法目的是道德礼义，西律是平衡权利。博曼认为，要解决这一困难，需要发展一种整合了世界主义理念的共和主义法治观，即在共和政体内部设计一种制度秩序，使其不仅可以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法律身份，而且能提供一组至少可以保护个人跨国行为的自由权利。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

1928年，美国法学家威格摩尔出版的《世界法律系统大全》，将世界法律体系分为十六种：埃及法系、美索不达米亚法系、中华法系、印度法系、希伯来法系、希腊法系、海事法系、罗马法系、凯尔特法系、日耳曼法系、教会法系、日本法系、伊斯兰法系、斯拉夫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完成了统一，然而，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暴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三，突破党的领导与法治相对立的观念。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和汉武帝的内修法度实现了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的有机结合，从此西周礼治文明与秦帝国法治文明合二为一，奠定了两千年中华旧法系：在儒家思想道德至上指导下通过礼和法来治理国家。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除了儒家学者坚持在部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仍然以儒家来重建中华法系之外，大多数学者讨论中华旧法系与重建中华新法系之间的关系不大。但凡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荀子·性恶》），事在人为的（在人者（《荀子·性恶》）），就叫伪。

（《韩非子·有度》）法家主张的法治秩序与西周时期的别亲疏，殊贵贱、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秩序相对立的，因为在礼治秩序里，贵族享有各种特权。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如果说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一方面是除宪法以外的法律中没有关于党的规范。一个国家要长期实现大一统要必须包容和肯定多样性。法律以道德为其生命的灵魂，道德以法律为其生存的甲胃。陈顾远在《儒家法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关于中国固有法系回顾之一》（1936年）中明确提出，儒家思想支配中国历史数千余年，其间固有盛衰，但上而君主为治之道，下而人民处世之法，要皆未能绝对有逃于儒。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政治基础变了，社会结构变了，相应的道德和法律自然也应该变。最著名的说法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遵循与国家法律不同的党内法规。

再次，天道观念不是中华法系的基因。丁元普认为：要之儒家之论法也，皆以道德为体，以法律为用，在法学派中，属于‘自然法学派（即理性法），而与‘道‘墨两家之学说，颇有相同之点。

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3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79]只要各国人民愿意，完全可以按照人民共和政治理念建立俄罗斯人民共和国、越南人民共和国、日本人民共和国、美利坚人民共和国、亚洲人民共和国、欧洲人民共和国或者非洲人民共和国等等，比按照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建立的国家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利益。[102] 居正：《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载于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4-316页。[46] 司马迁：《史记·文白对照版》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9年。2.2王霸大一统政治与礼法并重 中华文明是大一统政治文明，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分裂的时期，但统一是常态，分裂是变态，分裂时期人们所追求的仍然是统一，可以说，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汉武帝之后到明清，中国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

中华法系也从未解体，也一直在新陈代谢。1.2 民国学人对中华旧法系特征的总结 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学人对中华旧法系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中华法系是产生于中国大地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在中华法系传统中，法律与道德是同质异态的，法律与道德在国家治理中都不可缺。

[80] 博曼：《世界主义、共和主义与法治》，张宪丽编译，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2期。正像新鲜的血液是由强大的心脏来供给，新知识是由生机勃勃的知识界所创造的。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人们一再看到，异族局部或全部占领下的中国或四分五裂的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恢复了过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又变成具有同一文化的、统一的独立国家。儒家虽然主张大一统，但其中有很强的贵族政治精神。[76] 人民共和之道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特有的政治，而是普遍性政体，对于多民族多元价值的大国具有普遍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就全党来说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就部分来说的。

因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领导地位，如果不把党纳入到法治规范之中，中国社会主义就永远不可能走上法治道路。《周易·系辞上》有言：生生之谓易。

[30]阶级在马克思理论中主要是经济概念。我们通常将自西汉至清朝之间的治理模式称为中华旧法系，中华旧法系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儒家与法家冲突与融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定型，形成了由儒家思想指导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

《尚书》有言：有容，德乃大。绝大多数法律人将议会主权作为法律正当性的基础，认为法律就必须是国法，必须是议会制定的。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八二宪法与时俱进，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通过修正案。中华是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天道观念是中华旧法系的科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是共同富裕。

人类到了今日，本有善恶两种根性交错存在，由类人猿演化而来所遗留的是恶根性，由原始社会演进而来所修行的是善根性。他认为，日本法律原初属于中华法系者，长达一千六百年。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三十年改革时期，主流中国法学界形成了以权利为本位观念，以权利为本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观念。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史记·管晏列传》）是至理，然而实和足的标准则因人而异，因此，德治值得提倡，但法治必不可少。封建主义的治理和资本主义法治都是以稳定为目标的，以便于保护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